对于一般人而言，知道“吴晗”这个名字，大约就是因为他上世纪60年代写下历史剧《海瑞罢官》，他由此落难，“文革”中在北京市副市长任上遭迫害含冤而亡。按理说，这样的形象，似乎应当得到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尊重。然而，在一些学人的回忆当中，吴晗呈现出的却是另外的形象。
何兆武在《上
老实说，读到《上学记》中的这些回忆，一笑之余，也不免为吴晗抱屈。上述的一和三，不妨视作生计和性格使然，算不上什么大的过错。至于警报声起、敌机盘旋，躲避者神色慌乱，也是人之常情。梅校长的风度和心理素质当然让人佩服，但说吴晗“学者风度尽失”，我觉得是言重了。不过，由此也不免揣测，在《上学记》中，即使对于政治上颇为“投机”的冯友兰，何兆武也是褒贬互见，可是他为什么惟独没有给吴晗留余地？
其实，对吴晗有怨气的还不止何兆武一人。建国后谨守“默而存之”的钱锺书，说起吴晗来也不无微词。据余英时回忆，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美国。抵达当晚吃自助餐，余英时与钱锺书及费孝通同席。客人们的话题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自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倾轧和陷害。
余英时写道：“默存先生也说了不少动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闻海内外的头面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有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但默存先生突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大意如此）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刹那间，大家都不开口了，没有人再继续追问下去”（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由此看来，问题的焦点很可能集中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上。从目前的史料可以看到，当时吴晗的两个亲属被划成右派，但吴晗在反右派斗争中，却出乎意料的“左”。上世纪50年代，钱锺书与何兆武均供职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那里是反右的重灾区。因此，我们大概不难理解何与钱对于吴晗的评价（希望早日读到何兆武的《上班记》）。这些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经历，大概也形成了某种“后见之明”，让何兆武的回忆，在半个世纪后发生了有意无意的波动。
对于吴晗在建国后的表现，苏双碧和王宏志的《吴晗传》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其一，吴晗自从1943年加入民盟以来，对共产党、毛泽东十分崇拜，从无二心。反右派斗争是党和毛泽东发动的，他只有拥护。其二，1957年，吴晗刚刚入党，必须经受这场重大政治斗争的考验。
《吴晗传》写道：“这是属于内心深处的感情问题，很难揭示。吴晗的亲兄弟吴春曦、袁震的妹妹袁熙之都被打成右派。吴晗是个有感情色彩的人，对此，他诚然是十分痛心的。但他绝不会怀疑到反右派扩大化的问题上去，他只能愧疚他平时对他的亲人帮助不够。造成这种心理，仍然是出于他对党和毛泽东的信任。”所以，《吴晗传》用了“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这个题目予以阐述。
然而，也就是这样一个似乎是“丧失了独立性”的“左”的吴晗，在上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时候，却又展现了人性的另一面。众所周知，对于吴晗的学术生涯而言，影响最深的是胡适。他的《胡应麟年谱》得到胡适的赏识，被胡推荐到清华大学读书。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中回忆，1932年暑假，胡适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专栏撰文，特别称赞了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的两名毕业生的辛勤努力和突出成就，一是北大国文系的丁声树，一是清华历史系的吴晗。胡文在青年学生中“纷纷谈论，引起了注意”。以胡适当时的声望，给吴晗这样的评价，殊为不易。解放后，吴晗在一份自传中也说自己“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
在当年批判胡适的暴风骤雨中，胡适不少留在大陆的朋友、学生都写了文章，有的人还不止写了一篇。不过，我在翻看三联书店出版的多卷本《胡适思想批判》时，发现目录中竟然没有吴晗的名字。按照经历、性格与当时的位置，吴晗似乎是最有“资格”写批判文章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毫无疑问，一言未发的吴晗当时承受了可以想象的压力。可惜我对于建国后的历史了解甚少，无从得知他当年是如何“过关”的。不过，谢泳说的大致不错：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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